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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谁革了谁的命

文章分类 : 影评, 杂七杂八

今天是辛亥革命“百岁寿辰”暨那岸的“国庆”,在人人网上看到一签名,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借放翁之口,表某种含义,很耐人寻味。这让我想到了辛亥革命的若干片思。

一、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还会记得高中历史教材上对“辛亥革命是失败还是成功”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实失败或成功是后人给辛亥革命布置的任务。进一步说,是给革命党人布置的任务,因为当时并没有把立宪派等政治力量看做辛亥革命的推动力普遍共识。

论及革命失败的依据是革命后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权,革命党的软弱性使得袁世凯有机可乘,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这一标准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做法,大大逊色于老祖宗司马迁对项羽的评说。论及成功的理由则是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政权,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面。

对“辛亥革命是否成功”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可转移到革命党人能否完成“任务”这一问题的讨论。那么革命党人能不能使辛亥革命成功呢?

对这一问题讨论之前,首先要明确这么一个问题,即清政府是革命派推翻的吗?如果清政府不是革命派推翻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了。如果清政府是革命派推翻的,则可进一步讨论。

首先,清政府的覆亡是墙倒众人推的结果,是从内部首先崩溃的,尤其立宪派集团对清廷信心的丧失,这种信心的丧失使得立宪派在革命爆发后迅速倒向革命阵营(详情可参看台湾学者张朋园的大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具体表现在各地方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结合,稳定地方政局,进行新制度的创设。否则很难想象清廷会在一月左右迅速土崩瓦解。

在革命派和清廷进行谈判的期间,全国的政治局势依然不是革命派所能掌控的,且不说袁世凯北洋新军的虎视眈眈和各国列强的态度,就说其在各地政权的掌控程度,恐怕也是个未知数。在清廷最后十年的新政期间,大批的立宪主义者在各地逐渐成长起来,并逐渐掌握了地方各项实权。

如果说,辛亥革命瞬间使得中国变色是历史大势的结果的话。那么,共和难产也是时代所致,并不是哪些人哪些阶层的“全责”。革命派的最大功绩就在于点燃了蓄势已久的那颗“火星”,造成“清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态势,一时间,一呼百应,应者云集。而对帝制的普遍不满和激进化的情绪则是最大的幕后推手。

既然连清廷的覆亡不单单是革命派的功劳,那么责怪他们无力领导革命走向成功也就没有意义了。辛亥革命就像各条河流在大海中的汇集,革命派仅仅是算是一个“弄潮儿”之一。身后的潮涌不计其数。

因此,站在革命派的角度考虑,革命是否成功压根就是个伪命题。而站到了这一立场考虑问题,其隐含的前提假设就是如果把革命派换成了某党,则某党能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二、辛亥革命是不断压迫的结果吗?

传统教科书对革命的发生似乎有着“真理性”的表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的越重,反抗就越激烈。”可反观辛亥革命前的十年,情形却大大相反,众所周知,清末最后十年恰恰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力图“真振兴,真改革”的十年,而不是有些人所论的“假改革”。拿个比喻来说,刀架在脖子上的人会虚情假意的喊“饶命”吗?在生死存亡面前的改革振兴至少比在NOW的reform真心多了。

可问题又出来了,办新政需要大量的钱啊,筹钱的两条途径,要么加税,要么借外债。加税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二借钱又被认为出卖主权。清廷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这一“瓶颈”,安于现状是等死,新政是找死。难呐!!!后来引发武昌起义的保路运动就是借外债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可并不能因此就说清廷的压迫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对研究法国大革命,得到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论断,“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他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论断虽非完全适用解释辛亥革命的爆发,但对我们思考促使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群体心理的因素有着很多启发。

其实,清廷的改革还带来了这么一个问题,清廷宣布九年立宪,主张立宪的士绅受到鼓励,立宪的激情被“唤起”,于是,他们不断努力、组织集会、情愿,要求将立宪的日程表提前,当这一激情之火被突如其来的一盆水浇灭时,他们认为清廷是“假立宪”,开始对清廷不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立刻转入革命派一方,共襄革命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1910—1911的三次国会情愿运动的挫败可算是清廷迅速土崩瓦解的“祸根”之一。

三、革命后的思考

辛亥革命值得纪念并不意味着“革命”具有天然的神圣和正义性。与改革相比,革命就是花远远少于改革的时间去做大于或等于改革的工作。如果说改革是走路的话,那么革命就是跑步。可是,跑步不能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革命也未必就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其间的风险可想而知。至于革命的作用在哪,还取决于革命之外非革命因素,这远非革命本身所能诠释。

因此,在总结革命的遗产时,不要把革命同神圣画上等号。划上了等号,就不是在纪念革命了,而成了歪曲革命了。而歪曲的结果可能恰恰会激起人民对真相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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